對信息通訊技術的發展、布局和應用范圍具有深刻影響的政府監管，在世界各國已發生了引人矚目的進展。

　　幾十年來，世界各國都一直致力于建立對通信技術行業的監管體系，有效地支持通信技術領域持續的技術進步，同時促進新興的通信技術迅速服務于公眾。

　　當前，數字時代全面降臨，數字經濟深入發展帶來的行業融合挑戰著原有的監管模式和框架，最大化釋放的數字經濟潛力需要敏捷、創新、協作式的新型監管模式。信息通信行業作為各行業的關鍵支撐和連接紐帶，更是對信息通信監管適應數字化轉型新形勢提出了新要求。

　　在全面邁向數字化社會之時，信息通信業又該如何從特定行業監管向面向數字化轉型的跨部門協同監管轉變?從監管目標到監管之制，通信監管演化進路已然呈現。

　　通信監管演化進路

　　政府監管，即對市場主體及其行為的管理和監督，比如，對市場主體資格的認定、市場準入與退出的規定、商品價格的核定以及其他與國計民生密切相關的行為的監督和規范，以規范市場秩序，促進市場經濟健康穩定發展。

　　政府監管不僅是依法治國和依法行政的內在要求，也有利于在法治背景下，加強政府對市場的宏觀調控，更好地發揮政府職能。

　　長期以來，通信監管都是政府監管的重要內容，對促進通信行業的健康科學發展，維持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安全性，優化市場資源配置、提高資源利用率，滿足群眾對通信設施與服務的需求無疑具有重要作用。

　　國際電信聯盟認為，全球信息通信監管經歷了五代演進歷程。其中，第一代監管目標是鼓勵改善國有壟斷電信業務經營的效率和服務，第二代監管目標是以實現部分私有化促進有效競爭，第三代監管目標是保護基礎設施投資、服務質量和消費者權益。

　　第四代監管目標，也即各國當前普遍的監管目標是激勵跨界融合競爭、促進業務創新、保障網絡信息安全、提升消費者福利，在數字生態系統環境下進行融合型監管。此外，部分國家已率先進入第五代監管，即愈加重視以跨部門協同監管以促進經濟社會發展，提升國家競爭力和領導力。

　　第一代到第五代監管目標的演進，也印證著我國通信監管的發展與變化。1998年以來，按照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要求，通信業實施了政企分開。時至今日，我國通信業經歷了從郵電分營到合并重組，再在互聯網日新月異的發展下，逐步向信息通信業轉型的改革歷程。

　　從通信市場發展的角度看，可以說是一部破除壟斷、引入競爭的行業市場化發展史;從通信監管的角度看，則是一個監管手段從無到有、監管范圍由小及大、監管程序自無序到有章逐步規范化的發展進程。

　　時下，以5G、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通信技術開辟了生產生活的新空間，通信技術作為現代社會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引擎，嵌入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提供了全球發展的新動力。

　　正如各個行業及消費者個人已經認識到信息技術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一樣，各國政府現在也都認識到，在一系列重要領域中制定和實施有效的國家政策，需要通信技術設施及服務方面的國家監管政策有效的協調，同時，通信技術領域的監管政策目標也無法獨立于其他政策行為之外。

　　于是，在全球數字經濟競爭逐步升級，通信技術嵌入社會生活各方各面的背景下，建立具有適應性且具有的協作監管系統，更好地推動數字化轉型，就成了時下一大重要議題。

　　監管收與放

　　對于這一議題，一個必然的挑戰是監管與自由市場的平衡。比如，在互聯網發展的早期階段，我國營造了相對寬松的政策環境。創業公司無不受益于此，激烈的、充分的市場競爭，促進了優勝劣汰，形成了市場競爭力。這也是我國互聯網取得今日成就的一個重要原因。

　　隨著互聯網開始向市場化程度較低的領域滲透融合，主管部門對其監管愈加嚴格。對那些成熟業務(如網絡零售)以及關乎人們生命和財產安全的業務(如p2p網貸)，加強監管十分必要。而對那些未知大于已知的新業態，對發展中出現的問題不是本著鼓勵創新的態度分門別類幫助治理完善，而是出現一棍子打死的情況，極大限制了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的萌發，極大打擊了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積極性。

　　通信業是基礎設施產業，是傳統的自然壟斷產業，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通信行業取得了新的發展成就，競爭機制的引入逐漸打破了自然壟斷，給行業發展增添了活力。然而，隨著競爭的不斷發展，有些企業使用惡劣手段，造成了互聯互通困難、價格大戰、競爭無序等現象，這嚴重擾亂了通信市場秩序，影響了信息安全和廣大消費者的日常生活，侵犯了社會公眾的利益。

　　顯然，數字經濟時代下，若不能平衡監管與市場之間的關系，將會對數字經濟的發展造成挫傷。過于嚴格的監管會限制通信產業發展的積極性，進一步影響數字經濟的發展;過于寬松的監管則易于造成市場的亂象，擾亂市場秩序。

　　此外，在監管的是與否、收與放之間不斷權衡，在促進創新和保護市場投資者的長期投資動力之間反復考量，還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消費者隱私保護、安全保護方面的壓力。為此，需要采取更具平衡性、靈活性、包容性和審慎性的監管方式進行應對。

　　除了在國內建立高效開明的監管體系，同樣必要的是，不同國家的有關管理機構之間的有效協調。這種國際化協調合作，對于通信技術行業的順利發展必不可少。通信技術行業的網絡和運營是全球性的，數字時代的發展也關乎人類集體的利益。

　　為了更有效地管理這一全球性商業活動，不同國家的法規和監管動議應當具有一致性。當然，國家主權使各國政府有權采取最適合于本國司法管轄體系的法規策略。然而，就自我利益而言，那些使其法規監管體系與其主要國際合作伙伴的體系保持一致的國家，將會從這種國際化協調中獲益。特別是在實施有關計算機犯罪和數字經濟的法律法規時，這種國際化的協調將成為有效實現監管目標的重要因素。

　　另一個未來的關鍵是，對通信技術領域的監管必須與所有主要公共政策目標和動議有效地融為一體。在每個國家中，通信技術行業實際上都與其他的經濟、政治和社會活動錯綜復雜地聯系在一起。

　　在這種廣泛聯系的環境中，針對通信技術行業的監管行為及法規實施，對所有利用通信技術的個人、團體及其活動都有著深刻的影響。因此，通信技術領域的監管策略同國家政府其他主要公共政策目標之間的有效協調也極為重要。

　　數字經濟時代，信息技術在加快發展、深化產業融合創新的同時，也給信息通信業監管帶來了職責交叉、監管對象激增等新的挑戰。

　　而要想最大化釋放數字經濟潛力，只有建立權責更明確、合作更密切的監管機制，從跨部門間的協作型國內監管到全球信息通信協作監管，探索高效透明的國際對話機制，才能真正將監管優勢轉化為發展優勢。

　　本文為轉載內容，授權事宜請聯系原著作權人。